1956年，党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我是工商界中比较年轻的一代，思想上要求进步，积极推动企业申请公私合营，并配合党做些公私合营筹备工作，清产核资等。56年初，作为一个私方人员，我被嘉兴市政府任命为嘉兴市食品公司业务科副科长。56年8月，由庞锦祥、席锦鑫等人介绍，递交了入会申请报告。交了报告后，就已参加民建平时的活动，正式审批是11月份。加入民建后，在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下，更靠扰党，认清了自己的前途，坚定信心，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
打算盘超音速
我被单位同事和会里有关熟悉的同志称为“铁算盘”，或称我打算盘—超音速。我在50年代初嘉兴总工会的珠算比赛名列前茅，我打算盘可以是既快又准。说起我的算盘为何打得这么好，这跟我从小勤学苦练分不开的。我是1939年（13岁）进鲜肉店当学徒。在当三年学徒期间，白天干活，晚上6—9时要守店门，同时也是休息时间，我就利用这休息时间，学文化，练打算盘，从不懂到懂。为了打好算盘，开始时闭上眼睛，练打算盘，练到最后既快又准。比如算“磅码单”上数字时，只要看“磅码单”上数字，不需要看算盘，能做到比读数字要快，故人家称我打算盘超音速。而且我打的算盘非常准确，打出来的结果不用再复打。具体来说，打算盘时眼睛不看算盘，但只要报出数字，就能丝毫不差地打出来，手指和珠子粘住似的，手指清晰，算珠也不会弹来弹去，打算盘是快、稳、准。厂里、省公司都服贴我的算盘功夫，我打出来上报上去的数字没有一次错误的，以至于厂里财务统计部门或上级有关部门知道只要是老金报上来的数字，肯定不会错的，戏称为免检产品。打算盘技术，被会内的同志称为“一绝”。我觉得也不算什么“一绝”，关键在于要想学好技术必须勤学苦练，熟能生巧。这样才能为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连年获得先进
公私合营后，我由私方人员转入国营食品公司，1961年调入肉联厂工作，帮助厂里制订“岗位责任制”和“生产操作规程”，健全了厂里的管理制度，起到一定的作用，得到厂领导和工人们的好评，但在10年动乱期间，就成了“管、卡、压”的黑材料，受到批判，我虽遭到这些委曲和打击，但始终坚信党是正确的，这都是党和民建组织的一贯教育分不开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积极加倍努力工作，要为过去损失的时间追回来，千方百计为企业的发展和效益做了一些工作。而且总结起来至所以能做好工作，成为业务好手，被称为“不是厂长的厂长”、“厂长的高参”，主要是由于我在平时的工作善于钻研、勤于动脑，而且工作兢兢业业，既钻又勤。
例如1979年4月1日中央对八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提高后，农民养猪积极性大大提高，生猪生产迅猛发展，出现了“购大于销”，各地冷库都放满，胀库停产，为了要打开猪肉销售，我提出必须冲破地区之间界限（当时生猪是三统一计划调拨），通过市场调查做到“以销定产”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随时随地调整产品、品种。我跑出去与省内、外罐头厂当年就签订了计划外2700多吨合同的“制罐肉”生产，提供给罐头厂生产“出口午餐肉”，这就能解决了我们厂的猪肉滞销问题，又避免了农民卖猪难和冷库堵塞停产，又为企业增加了利润，比原来生产冻猪肉多收入23万多元。
除了猪肉要及时销售调拨出去，还有生产出来的大量猪副产品（头、脚、内脏、血、毛）也要及时推销出去，我们厂的产品都是鲜活商品，每天生产数量要看货源多少而定，事先很难确定，猪肉可以进冷库，而副产品必须当天推销出去，每天杀猪1—2000只出来，副产品就有1—2000付，而嘉兴市每天只能销售2—300付，尚有80%的猪副产品要向外地推销，当时（80年代）嘉兴市通讯很落后跟不上生产发展需要，比如打上海电话，上午8时掛出去，有时要到下午才能接通，在这样情况下，我就到上海菜场摸情况，了解到上海菜场上午五时就有人上班，我就在每天上午6时左右与上海菜场电话联系落实销售数量，因上海电话线路少而不畅，上午8时后是通话高峰，8时前较空，容易接通，我就采避开高峰的办法。
过去猪副产都是整付安排调拨销售，但有些地区，有些品种销不掉，有些地区好销，我就跑到销地摸清情况，改变整付安排为分品种安排调拨销售，比方有些地区猪肺销不掉，而宁波猪肺很好销，有些地区猪头销不掉，而安徽、山东、河南很好销，我就采取分地区分品种推销，既把产品及时推销出去，而又提高了销售价格，从81年至85年的五年时间统计提高收入达110多万元。
同时每天杀猪出来大量猪血必须当天处理掉，否则影响车间卫生和下一天的生产，本地用量很少，我了解到江苏省宜兴那边农民习惯把猪肉当肥料施田，我就跑到宜兴与供销社签订合同，每天放船来嘉兴装走，解决猪血处理难的问题。猪毛过去都当作肥料给农民，我设法在郊区农村，租地雇人把湿猪毛晒干，捡出猪粽来出口，剩下次毛再给农民作肥料，提高了经济效益。
我日常工作每天都提前上班，到有关部门、车间跑一圈，摸清情况，安排当天工作，为了要掌握各种产品成本，每天把各种产品的生产环节，产销情况都记录下来，每月、每年进行汇总，比如杀猪的出肉率、冷冻耗率，副产品回收率进行分析、核算成本，就有了依据。
我为企业的发展和效益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受到厂领导和工人们的好评，从1978年至1990年退休，这13年连续被评为厂级先进工作者，嘉兴市从1981年至1988年连续8年被评为市级先进工作者、省商业厅三次评我为省商业系统先进工作者。
我与民建组织
我是1956年11月入会的老会员。几十年中也与民建结下了不解之渊。与民建有关比较重要的事情，印象中一是79年嘉兴民建恢复期间，我都积极参加活动和会议。79年，市民建开始恢复组织活动，由金守义、凌玉书、来秀芬等三位同志组织联络我们参加有关活动、会议。当时由于民建会员在过去冲击较大，心有余悸，所以出来参加会议的人并不多，一开始只有4-5个人，没有活动地点，先在姚教杏家里碰了几次头，后在来秀芬处开了几次会议。1979年5月，在工商联地址争取了一间房子（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原工商联已住人，后落实政策住进的人逐渐搬出），也是四面不通风，开会时很热。
嘉兴冷冻厂79年至81年的3年共盈利392万元，而74年到76年的3年共损失350万元，厂里所取得的成绩，也有我当时作为厂供销运输科负责人的一份功劳。当时两会认为我的成绩比较突出，到厂党委了解征得同意后，派我参加于1981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建、工商联为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因1981年时国家开始逐步落实多项政策，去开会时心比较舒畅的。浙江代表团共有12人，詹少文带队。参加人员都是各行各业在四化中成绩突出的代表。这是一次群英会，小组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取经。我对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在会上讲的关于原工商联者要为四化做出新成绩的话感到鼓舞，决心回去更加努力工作。在这次会上，我还提出 “对生猪生产的看法和建议”，转给农业部畜牧总局和中国食品总公司。这两个部门后来都有批复，认为建议很好，并表示在贯彻政府文件中研究参考。
加入民建后几十年，本人也能积极参加民建组织的活动，但由于企业的工作太忙，企业也把我当作一个主要的骨干来使用。所以在党派工作方面做得不很多。也推脱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当时金守义要把我作为工商联工作的培养对象之一，姚祝萱同志也叫我担任支部主任，我都由于企业工作而分不出身来，也是一种歉疚。当然民建成员立足于本职也是主要的。但我还是一直关心民建的事业的。当时，老姚曾跟我说在肉联厂多发展一些成员，以便成立支部。我也积极物色对象，先后发展了邬义忠、罗中庭、陶玲华等人。后来我们厂的成员与水产公司成员合并成立食品水产支部，为支部的创建打下基础。我还发展了我的女婿、外孙女儿加入民建，从而我家三代人都参加了民建组织。另外不论在人大代表、政协的岗位上，还是在单位、系统里，我都以一个民建成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政议政或献计出力。我分别于81年12月当选嘉兴市人大代表，82、88年担任两届嘉兴市政协委员。期间我都能积极参政议政。1987、1988年分别在嘉兴市政协一届五次、二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从目前生猪存栏结构不合理情况，对生猪生产的前景不能掉以轻心”“生猪生产必须二条腿走路”的材料，并大会发言。在单位系统内我也多次向上级提出意见、建议，如1981年、1982年分别向嘉兴市、浙江省食品公司提出“对生猪生产的发展和收购上的建议”“公母猪生产稳定发展的建议”，并有多篇论文发表在省商业经济理论刊物上。我觉得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是一个民建会员在努力做好本职岗位工作外应尽的职责。其实我的这些参政议政工作也是岗位工作的提升或延续。在新的时期新一代民建成员更应把做好岗位工作和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无愧于民建作为参政党的光荣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