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趁着闲暇之际，细细回味了我这一生走过的坎坷岁月，感受颇深，我想最具意义的应该还是我在风华正茂时期的创业之路，俗话说一个时代造就一代人，象我们这一代注定是这么风风雨雨一路走来的，我想也正是这样才体现了我这一生的价值所在吧！如今靠着点滴回忆，我斟酌了许久觉得总该写些什么、留些什么吧！
我的童年求学经历
我生于1923年9月3日，曾用学名吴彭龄，老家在现在的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栖真村的一个叫做桃墩的自然村，那是一个只有三百多户人家的小地方。1937年抗日战争前父亲吴辅平在桃墩初级小学教书并担任校长，那时学校里仅有二个老师、四个班级，村上人都尊称父亲为“吴先生”。父亲当年的“职业”是很受人尊敬的，凡有新生入学，大多要请先生给取个学名；凡遇上村上人家置产的，买卖方常要请先生写契证，并因此得到一定的酬劳。
我小时侯就是在村上这所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由于身体瘦弱，直至十三岁那年才到池湾完全小学读五年级。每天与村上四五个同学早出晚归结伴同行，背着书包、手提饭竺，步行往返在离家二公里的路程上，遇到天气不好行走困难时，大户人家会派船接送子女，只有那时我才能难得搭船“享受”一下，大冬天带去的饭菜冷了要请校工加热，还得要付一分钱的加工费。就是这样艰难、贫苦的小学求学生涯，给我今后的自学、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了1937年我已经十五岁了，从池湾完全小学六年级毕业，在大伯父吴晋僧的资助下到了嘉兴城里，借住在当时精严寺街的嘉兴报馆，并在王梓良先生任校长的“励志暑期补习班”读书一个月。期间拟求读初中，还报考了当时位于小西门（如今的育子弄）的浙江省立嘉兴中学，为了尽量减少学费开支，父亲办理了家境清贫证明的申请，但是后来由于抗战原因，我被迫停止求学，回乡下避难。期间大伯父亦避居家里，所以只有请他老人家教国文，以古文“幼学”和报刊上的社论作为教材，早上临贴写字，渡过了几年勤奋自学的时光。
离开家乡走向社会
1940年我18岁，经嘉善姑母吴文采的大力推荐，我离开了家乡，来到嘉善西门茧厂和南门贤典埭“达昌丝厂”做练习生，月薪大洋拾元，就此意味着我从此开始走向社会。
我在嘉善一共住了二年，由于茧厂经营是季节性的，主要是收烘春蚕茧，当时的丝厂也是临时性的加工厂，由于开工不足，所以有很多时间我就待在姑母家里，姑母是天主教徒，星期天我就时常跟着她去教堂做礼拜，学着祈告求神。1942年我来到了嘉兴城区，在位于秀城桥堍的“达昌丝厂”任小会计，不过仅几个月工厂又停工了，于是再转到表兄在北大街新开设的“源丰钱庄”担任记帐员，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宣告胜利后私营钱庄歇业，我也跟着失业了，只有回到乡下老家过年。
在钱庄工作的将近四年时间里，经理还同时经营丝茧生意，因此我对外的交往也渐多，由于我工作踏实，待人和气，又正逢少年英秀时期，外界对我影响还是不错的，因此在1946年春节的时候，我接到原钱庄客户杨培华先生的来信，邀我外出工作。记得在那年的正月初七，经他介绍到嘉兴荷花堤他儿子任经理的“嘉兴顺利轮船公司”担任会计工作，就此我一直在交通运输行业工作到1984年7月退休，后又在原单位留用了二年，总共连续工作共达40年之久。
在旧社会由于社会动荡，同行竞争激烈，加上货币贬值，水上交通运输企业经营不畅，有古人说：旧社会开轮船的人都是一些三教九流之辈，争王夺埠，人事关系极为复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二年时间里，我亲身经历过三次改组（换老板），到了1947年的第四季度，轮船公司已经到了无法继续经营的地步，为了使同事们不致失业，在当时经理的倡议下，采取分派航线的办法，大家自由结合，各自筹集资金，成立了轮船航商，用生产自救的方法维持各自的生产和生活。
1948年我们分到了嘉兴至湖州、菱湖、双林等西面方向航线的经营权，继续经营水上客货运输。在同事们的信任下，推选我担任经理，成立了“振兴轮船行“，当时资金共计大米四十五石（每石75公斤），用现在的市价计算，只有人民币壹万元光景，股东总共九人，每人一股，大米五石。这样微薄的资本金，怎么能够开设轮船公司呢？外界人似乎不大相信，这在旧时候叫“空栲栳开米行”。那时我们的生产工具轮驳船都是租借来的，船上的工人也是由船东雇用的，我们只管组织营运，连沿途的停靠站点都是合同制的，这样的经营方式一直维持到解放。
1949年5月7日嘉兴解放了，那天早上市民欢心鼓舞地站在环城马路旁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水上运输业不久就恢复了正常。由于解放初期沪杭线铁路遭受破坏，火车运输中断，申禾之间的交通只能依靠轮船运输，因此很多轮船航商开始争开客班，为维护运输秩序，由部分人员发起成立了轮船业临时办事处，以便进行协调。解放后我们私营工商业者在嘉兴工商业联合会的领导下，组织学习了共同纲领，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了初步的认识，觉得只要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事业，政府是鼓励和扶持的，所以我们都对本业很有信心。
1950年8月嘉兴轮船业同业公会（筹）成立，共有轮船航商28家，委员十一人组成，推选我担任主任委员。轮船业同业公会是行业的一个团体组织，行政上由工商业联合会领导，业务上受航运局管理。同业公会成立后首先接管了“轮船业临时办事处”并整顿航运秩序、协调航运纠纷，带领全体航商，积极完成国家税收。当时的营业税开始是采用民主评议的方法，还要组织督促入库，与此同时组织完成各项政治任务，如认购国债、捐献飞机大炮、完成军运任务等，在抗美援朝时期还要从嘉兴火车站接运伤病员到南浔镇休养。1954年夏季洪水爆发，致使农田受淹、轮船停航，公会组织全体航商投入抗洪救灾，把部分轮船上的引擎临时改做抽水机，大部分轮驳船抽调去运送秧苗，支援吴兴县农村，当时情形被我们称做半军事化。
直到1950年国营华东轮船公司在嘉兴设立分公司，同时省航务局在嘉兴成立航务分所，由此水上运输秩序开始走上管理轨道，根据相关规定，轮船航商必须是自有生产工具的，否则就得淘汰。
积极接受对私改造
1950年11月为响应相关规定，我们振兴轮船行实行增资购置生产工具，将原来的剩余资本金折值为人民币450元，新增资金4550元，购置木质客轮贰艘，船名叫“保康”、“保泰”，增资股东主要是吸收原来租赁的船东和部分职工及家属。1951年6月以嘉兴西面航线为主，成立了私营合营轮船行，参加的轮船行商有七家，以及壹艘个体轮船，那时由张振明和我担任正副经理。1954年年底，私营合营轮船行等七家私营行商在对私改造工作组的帮助下成立了七行联管组织，这样大约70%以上的轮船行商已经纳入集中管理。在此基础上，于1955年5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了“公私合营嘉兴轮船公司”，公方代表凌泽丰任经理，私方代表张振明任副经理，我被任命为财务股长，其他私方人员按照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均得到了妥善安排。
1956年是各行各业私营企业全行业改造达到高潮的一年，在年初尚有五家小型轮船行也通过联管参加公私合营轮船公司，另有四艘独资轮船和一家陆路运输行直接过渡到公私合营轮船公司，同时又将三家没有资产的运输行的资方人员安排到公私合营企业工作，就此整个行业改造完成，轮船业同业公会的会务工作亦结束，所有资料上交到工商联组织。
地方国营公司成立
1958年大跃进时代开始，交通运输行业为了适应新形势需要，省航运公司将嘉兴分公司所属的嘉兴、嘉善、海宁、海盐、平湖五个县的客运企业下放到地方，归并成立“地方国营嘉兴交通运输公司”，当时一同归并的还有搬运、装卸、三轮车、航快船、木帆船以及船厂等，我在交运公司期间担任计划财务课长。当时还将嘉兴、嘉善二个县同时合并，行政管理机构交通局和交运公司属企业，二块牌子、一套人马，实行合并办公，总人数有五、六千之多。这样的管理体制维持了将近五年，1963年才重新转化为各自的企业，回到原来的归属。
退休生活发挥余热
1984年在我将要退休之时，基层工会吸收我加入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参加了嘉兴市总工会的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下半年虽然已经拿到退休证，但由于原单位需要，经报请省公司同意后，我又借调到新建制的另担货运站负责计财工作，前后不足一年。
1985年下半年嘉兴市成立了煤气公司，它是由城乡建委管理的公用事业单位，由于创建需要，经王杜林同志介绍，在那里工作到1989年上半年，下半年随建委工作组到市第二建筑公司进行财务工作，从1990年起负责清帐建制，后被聘为财务顾问。直至2001年新世纪，由于年龄已经78岁，不再外出工作，在家养老，安渡晚年。
我的晚年生活不仅其乐融融而且丰富多彩，每月十日我还定期参加民建会举办的老年会员茶座，享受组织给予的关怀，体会到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