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17年，在旧中国经历了苦难的童年、顺民的生活和为前途为命运而挣扎的历程。解放初期，看到、接触到一些新气象，开始鉴别国民党和共产党，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从而参加了同业公会由市工商联（筹）布置的一些活动，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斗争中成为工商界队伍中一名积极分子。1951年，嘉兴市工商联成立时，我被推荐为常委兼脱产秘书。从此，在党的领导教育培养下，和工商业者一起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推动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夕，我作为老工商业者骨干、民建成员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骨干带头作用。1960年，我参加了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合召开的会员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我又一次受到深刻的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考验，没有动摇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信念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粉碎“四人帮”后，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恢复活动，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我市在中共嘉兴市委的领导下，依靠市委统战部的具体指导帮助，于1979年着手恢复嘉兴市“两会”（民建、工商联）工作。当时，统战部领导交由我和凌玉书、来秀芬三位“两会”成员开展“恢复工作”。面对“文化大革命”以后思想上不少人对党的领导产生了波动、物质上一无房子二无票子的现状，我们靠着“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信念，拎着手提包到来秀芬家里办公，借了钱开展“两会”工作。通过上门串联、上门慰问等方式，把自己的组织恢复起来，于1980年底召开民建嘉兴市委会第三次会员大会，大会选举姚教杏为主委、庞锦祥和我为副主委；1981年，我又担任嘉兴市工商联主委，当时，民建和工商联合署办公。组织恢复后，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各项政策，在安排使用、改正错划右派分子、退还被查物资、发还存款和扣发工资、发还被占私房、区别“三小”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两会”组织在职和退休成员分别到市内外企业进行技术指导、主持生产或参与经营管理；协助街道创办企业，安置待业青年；开展经济咨询、办学培训。大家怀着“报国之心倍切，报国之日苦短”的心情，努力工作，扩大了“两会”的社会影响，也树立了民建、工商联的形象，使民建、工商联的工作步入了正常轨道。1986年，我担任民建主委后，在履行参政议政基本职能的同时，着重于抓自身建设，使民建组织后继有人，使会的各项工作又上了一个台阶。
几十年的历程，我从“跟”，到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我真心地感受到自己跟共产党是跟对了，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走对了。
